新浪科技讯 11月30日下午消息，广汽集团与华为举行智能汽车战略合作签约活动，双方签署了深化合作协议。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总经理冯兴亚，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 CEO靳玉志见证签约。广汽集团副总经理閤先庆、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副总裁迟林春分别代表广汽集团和华为签约。 

　　据介绍，广汽集团将在传祺、埃安和昊铂之外，打造一个全新的高端智能新能源汽车品牌。广汽集团将以新品牌为载体，与华为发挥各自优势，通过产品开发、营销及生态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为用户带来智能化体验。

　　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品牌不属于鸿蒙智行合作模式。目前，鸿蒙智行旗下包括四个品牌，分别是与赛力斯合作的问界，与奇瑞合作的智界，与北汽合作的享界，以及与江淮合作的尊界。

　　文峰股份此次上诉的主要请求是，依法撤销一审中“文峰股份对徐翔、徐长江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在实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徐翔、徐长江追偿”的判决内容，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文峰股份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针对上述请求，文峰股份列出三大理由：

　　文峰股份主观上不存在操纵的故意、客观上未实施操纵行为，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共同侵权，从而判决文峰股份就投资者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判决在因果关系认定及投资者损失计算等方面亦存在错误，忽略了投资者自身因素及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所造成的影响；

　　本案判决结果影响巨大，恳请二审法院在裁判时充分注意对文峰股份现有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依法坚持“民事赔偿优先”原则。

　　对于此次上诉，有文峰股份方面人士对投资者表示，一切以公告为准。

　　值得一提的是，“股民索赔徐翔案”中一审被判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还只是一部分，据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许峰等律师透露，后续还有一些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计划向法院提起索赔诉讼。许峰律师团队代理了4位投资者就徐翔、徐长江操纵文峰股份证券一案的索赔官司。

　　文峰股份2024年前三季度营收约13.89亿元，同比减少14.39%；归母净利润约6937万元，同比减少44.26% 。

　　截至11月5日收盘，文峰股份股价报2.26元/股，上涨4.15%，总市值42亿元。

　　4股民诉徐翔、文峰股份等操纵股价案一审获胜

　　早前，有4名投资者作为原告，起诉徐翔、徐长江、文峰股份等操纵证券市场，进行索赔。

　　9月3日晚间，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许峰律师团队在公众号上披露，代理了4位投资者就徐翔、徐长江操纵文峰股份证券一案的索赔官司，一审大获全胜。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徐翔、徐长江分别向4名投资者刘某、周某、张某、王某赔偿损失5.38万元、85.97万元、18.28万元、0.63万元，合计金额达110.26万元。此外，文峰股份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续可向徐翔、徐长江追偿。

　　据许峰律师透露，该案也是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定的示范案件。该案的原告有4名投资者，法院委托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逐笔对投资者在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开始日（2014年12月23日）至影响消除日（2015年5月27日）期间买卖文峰股份股票的交易价格与当日拟制真实价格的价差、盈亏相抵进行结算。经测算，四名被告的损失分别为5.38万元、85.97万元、18.28万元和6332.92万元。

　　该案的被告则是：徐翔、徐长江、文峰股份。案件是在2021年7月19日正式立案的，此后分别在2023年3月1日和2024年5月6日两次公开庭审后宣判的。许峰提到，后续还有一些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计划向法院提起索赔诉讼。

　　依据一审《判决书》：徐长江、文峰股份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徐翔无正当理由不出庭，被法院缺席审判。

　　三者均被列为被告，是因为文峰股份是一家主营零售百货的上市公司，旗下百货开业超过26年，是徐翔操纵证券市场案的涉案公司之一，原董事长徐长江也在涉案高管名单之列。

　　彼时，文峰股份就曾表示，将就本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徐翔操盘文峰股份手法曝光

　　而细细研读一审《判决书》，可以复盘出徐翔操盘文峰股份的套路以及赚钱模式。

　　法院查明，2014年10月至12月，徐长江欲减持其控股的文峰集团、新有斐大酒店持有的文峰股份股票，与徐翔认识后多次合谋商定：由徐翔负责二级市场股价并接盘徐长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股票，徐长江将部分文峰股份股权转让给徐翔，控制文峰股份发布股权转让、“高送转”等信息，共同拉升股价以实现高位减持套现目的，减持底价14元/股，超出部分五五分成。

　　首先，在2014年12月20日，徐翔以其母亲郑素贞的名义，与文峰集团签订购买14.88%股权的转让协议，转让价格8.6亿元。12月23日，徐长江控制的文峰股份发布了公告，由此，郑素贞成为了文峰股份二股东。2015年2月28日，公布2014年报同时披露每10股转增15股并派发现金红利3.6元的利好消息。2015年4月7日至5月13日，徐长江通过大宗平台减持4.5亿股，徐翔通过他人账户在2级市场上接盘后全部抛售。期间股价最高涨幅高达500%。

　　一审《判决书》披露，2014年12月23日至2015年5月13日，徐翔使用陈赛静等16个账户，通过竞价交易连续买卖文峰股份股票，期间共有93个交易日，账户组在40个交易日有成交，占比43.01%。在股权转让公告发布后，账户组买入量明显放大，在承接徐长江大宗交易平台股份期间也有买入行为。同期，上证综指涨幅44%，文峰股份涨幅256%，偏离211.8个百分比。此前同时段换手率为115%，期间换手率345%。徐翔通过上述方式买卖文峰股份股票获利4.5亿元左右。徐长江减持套现67.6亿元，盈利51.5亿元，违法所得34.1亿元。徐长江减持之后，按照双方约定应付给徐翔报酬10亿余元，但（因东窗事发）尚未支付。

　　法院认定操纵行为开始日为2014年12月23日，影响消除日为2015年5月27日，期间交易文峰股份股票的行为与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许峰提到，在此期间投资者交易文峰股份出现损失，可以仿效该案通过索赔诉讼进行追偿。

　　徐翔于2015年11月1日东窗事发，身穿白大褂，在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附近被抓。徐长江于2016年9月7日辞职，因涉嫌犯操纵证券市场罪在同年12月29日取保候审。

　　2017年4月27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徐长江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2亿元，徐长江违法所得25亿元依法上缴国库，两者叠加共计37亿元。

　　稍早一点2017年1月22日，徐翔被青岛中院判决犯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而在法院追缴违法所得后，徐翔家庭剩余约120亿财产待处理，此外，徐翔本人尚有110亿罚金待缴纳，随后徐翔妻子应莹提出离婚分割财产，但直至徐翔2021年出狱仍未离成。

　　徐翔曾公开反对收购，

　　文峰股份让步

　　2021年7月9日，徐翔刑满出狱。仅仅4个月后的2021年11月19日，徐翔及其母亲郑素贞透过媒体发声：坚决反对文峰股份资产收购方案。

　　此前一天，文峰股份发布公告，全资子公司拟以现金购买关联方四家公司100%股权，合计交易金额为 5.38亿元。

　　徐翔对“证券时报·e公司”详细阐述过观点，“标的资产估值过高，质量平平，文峰股份大股东涉嫌掏空上市公司利益。在青岛中院尚未甄别清楚冻结的资产前，不希望文峰股份通过这种不合理的收购方案，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损害股东权益。所以，明确、坚决地反对此次收购方案”。

　　“徐翔”的名头及二股东的表态，很快就得到了监管层的关注以及投资者的支持。在压力之下，文峰股份让徐翔做出了让步和妥协。

　　2021年11月22日，文峰股份控股股东文峰集团和徐翔发布联合声明，称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一致认为，面对疫情的压力和市场的竞争，文峰股份需要注入优质资产进行新的业态融合，双方一致同意文峰股份对收购方案进一步优化调整。

　　简单来说，徐翔一方赢了！截至2024年10月31日，徐翔母亲郑素贞仍然持有文峰股份14.88%的股权，仍是其第二大股东。后续徐翔还能在这只股票上发挥多大的能量，可以拭目以待。

　　“徐翔家族”在资本市场

　　还有多少布局？

　　出狱后的徐翔除了在文峰股份收购一事上发声之外，一直保持着低调，其与友人自称在狱中看了几百本书，想明白了人生中的很多事。

　　此前，在资本市场二十余载的纵横中，徐翔赚取了巨额财富。

　　2017年青岛中院宣判时，徐翔家族总共有超过210亿的资产，其中既有徐翔和应莹的夫妻共同资产，还有在徐翔父母名下的资产。

　　徐翔名下资产多通过父亲徐柏良和母亲郑素贞持有，徐翔本人很少出现在股东名单中。以徐翔担任法人的“泽熙系”核心公司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例，徐翔与母亲素贞和父亲徐柏良分别持股40%、55.2%和4.8%。

　　从资产的性质说，除了现金以外，大多是有关上市公司的股权，括宁波中百（600857.SH）、大恒科技（600288.SH）、华丽家族（600503.SH）、文峰股份（601010.SH）、康强电子（002119.SZ）、东方金珏（已退市）等至少6家上市公司。其中，华丽家族、康强电子等是由泽熙投资旗下企业持有，仅有宁波中百和大恒科技，分别由徐柏良、郑素贞名义实控。

　　徐翔110亿元的罚金，此前因与其离婚财产搅在一起，一直没有明确下文。2023年4月5日，应莹在微博发声，称黄浦区人民法院对应莹与徐翔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应莹称，2019年8月在青岛城阳监狱开庭时，自己和徐翔都当庭表达了离婚的意愿；2022年年底在上海第二次开庭时夫妻双方仍一致要求离婚，但黄浦区法院最终仍然做出了夫妻感情没有破裂的判断。

　　法院认为“难以认定原、被告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双方无原则性矛盾，仅因刑事案件致分居多时，同时引发婆媳矛盾……被告已经刑满释放，原告所述产生感情问题的原因已经消除”。

　　没有离成婚的徐翔夫妇，如今还需要用家庭财产共同支付来自文峰股份投资者的追偿，按照许峰律师的说法，后续还有投资者正在走这条诉讼维权的道路。

　　许峰律师强调，此次投资者诉徐翔等操纵市场索赔案的民事判决体现了法院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对于打击操纵市场违法行为、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培育投资者信心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你认为文峰股份该承担连带责任吗？

　　除了关税政策，特朗普的减税、能源政策和可能持续的科技封锁将对中国造成一定影响，但或许程度相对温和

　　文|沈建光 樊磊 姜传钺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赢得美国大选并且帮助共和党同时拿下参众两院，可谓强势归来。金融市场对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多项政策主张，如大范围加征关税、进一步减税等也有所反应。

　　大选结果出炉之后，美元指数创出一年多以来新高，人民币汇率则承压下行，中国股票市场的反弹也受到压制。面对特朗普回归，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指出，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存在五大内生矛盾，包括加征关税扰乱供应链，不利于提振美国制造业；关税、减税等政策引发通胀上行；赤字扩张可能影响美国宏观稳定；美国优先削弱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驱逐移民扩大美国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以为特朗普对中国的一些极端政策，例如对所有中国产品加征60%关税的政策未必能够完全落地。如前文所述，在全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的情况下，大幅加征关税会冲击美国本土制造业。此外，美国的通胀压力也会制约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空间。

　　更有可能的场景是中美通过贸易谈判来弥合双方的分歧。即使特朗普加征关税，时间节点也可能偏晚，加征的范围与税率都明显低于竞选时期的主张。

　　实际上，2016年特朗普竞选时期就宣称对中国产品加征45%的关税，但是最终落地平均关税水平是15.5%，有一些产品继续维持了零税率。特朗普2017年还威胁对墨西哥制造但是瞄准美国市场的德国和日本汽车公司加征35%的关税，最后也没有落地。

　　极端情况对中国的影响

　　当然，在极端情况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取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等措施短期对中国的总需求可能有相当冲击；即使如此，从中期而言，伴随着中国出口部门的灵活调整，冲击影响会明显弱化。

　　特朗普的极端主张包括对中国所有出口产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并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必需品。此外，他还计划阻止中国购买美国房产和各类产业；即使是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并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也要征收高额关税。

　　如果包含从中国香港的转口，2023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3.2%；综合考虑加工贸易进口同步减少、汇率贬值对冲，以及溢出效应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笔者估计如果美国关税完全落地或取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对中国总需求的冲击可能超出2018年的水平。

　　2018年，在美国仅仅对部分中国产品加征相对温和的关税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增速从2018年前三季度的10%以上迅速降至2019年的零增长附近。与此同时，美国占中国出口比重也从2018年的19.2%大幅降至2019年的16.8%。实际上，部分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8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速保持在6.9%，2019年下半年则降至5.9%，回落幅度达到1个百分点。

　　不过，从中长期看，行政手段相对市场力量的较量并不占优；出口部门是中国最具灵活性、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应对关税壁垒。

　　一方面，在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加大出海力度，实现全球布局，绕开美国壁垒。例如，近些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显著上升。2023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高达251.2亿美元，达到历史新高。越南的表现尤其引人瞩目。中美贸易和新冠疫情强化了外商投资持续流入越南的趋势，2023年越南FDI（跨境直接投资）注册资本为18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除了日韩投资之外；中国诸多制造业企业也将越南作为躲避美国关税、转移生产的首选目的地。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中国中间产品的出口份额持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企业也通过产业升级、贴牌转口等方式继续维持自身的市场份额。笔者注意到，被认为最容易实现产业链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中也并未明显下滑。一线的反馈显示，即使是服装、鞋子等传统行业，单个产品的附加值都在明显上升。

　　从较长期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并未因为美国关税的影响而下降；2023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甚至高于2018年。中国商品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也同样较2018年有所增长，反映出口部门保持了强劲竞争力。从出口结构看，东盟替代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即使从中美贸易来看，2023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较2018年确实有所下降，但绝对规模仍然超出2018年的水平；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看，2023年的3361亿美元也高于2018年的3233亿美元。

　　其他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除了关税政策，特朗普的减税、能源政策和可能继续持续的科技封锁也可能对中国造成一定影响，但程度相对温和。

　　首先，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可能在短期提振美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影响投资和消费。

　　资金流出和风险偏好下降可能导致国内股票、地产等资产价格等承压，通过财富效应制约消费增长；而美国真实利率上行可能吸引更多资本，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对外直接投资上升的趋势可能有所强化。

　　其次，特朗普主张加快美国石油天然气开采进程并取消拜登政府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可能降低原油价格，压低中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

　　特朗普认为美国通胀主要受到能源价格的影响，因而要扩大国内能源生产，鼓励化石燃料使用，并实现美国通胀回落。考虑到“页岩油革命”之后，美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特朗普政策对全球原油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对中国的CPI而言，原油是除了食品之外对CPI影响最大的单一商品。如果原油价格下跌，不仅仅与原油相关的CPI交通、通讯分项会有下行压力，油价还会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和通胀预期影响中国核心CPI的价格。

　　最后，特朗普可能会继续推行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战略，限制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流入中国，不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

　　实际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管制就已经明显加强。例如，2018年，美国就修订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商务部以“安全”名义对美国出口实施管制的权限，美国商务部据此将更多中国科技企业纳入“实体清单”，强化对科技产品和技术出口的审查力度。2020年5月美国出台“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直接指向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半导体公司，禁止这些公司利用源自美国的十六类技术及软件的设备和产品，出口给“实体清单”上的企业。拜登政府提出的“小院高墙”战略实际上是对特朗普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和加强。

　　考虑到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特朗普政府可能继续继承拜登政府的政策。而且，不排除管制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中国如何应对

　　笔者以为，面对特朗普政府归来对中国的短期冲击，一方面中国应该适当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争取贸易谈判化解双方分歧；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特别是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稳定总需求。中长期而言，中国更需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扩大开放，推动改革，提升综合国力。这才是对于特朗普归来的最好回应。

　　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中方同意从美国增加农产品、能源和制成品的进口，后来因为疫情冲击，协议并未有效执行。中方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增加对美采购等方式，增加对美国的进口，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应该争取与美国谈判解决贸易方面的分歧，最大程度降低美国加征关税的范围和幅度。

　　此外，外部的不确定性和通缩压力也意味着国内逆周期调剂的政策仍需加强。考虑到汇率贬值已经约束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财政政策需要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已经推出的总额12万亿元地方债务置换安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仅金融和财政风险下降，地方政府现金流改善还可以通过偿还企业欠款和补发公务员工资的方式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推动需求回升，市场信心也有所改善。

　　但是当下财政刺激的力度仍有不足，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进一步扩大赤字、扩大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仍然是必要的。此外，与财政刺激的规模相比，财政刺激的投向可能更加重要，除了继续扩大“以旧换新”支持消费品和设备更新，更大力度提升低收入人群补贴，乃至大范围发放消费券直接刺激消费，都应该是应对特朗普冲击的后备选项。

　　中期而言，面对外部压力，中国可以在四个层次上加以应对：

　　首先，应该坚持自由贸易的取向，继续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为美国市场空间缩小之后出口部门的调整创造便利条件。对中国出口企业开拓新市场可能面对的一些风险，财政部门可以在符合国际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对出口信保实施补贴等措施适当帮助企业分担成本。

　　其次，应该继续加大支持中国企业全球布局。即使在美国对华采取极端措施的情况下，美国对所有国家产品同时加征关税的可能性也比较低。海外布局有利于中国企业降低风险。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需要改革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从GDP转向GNP（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海外投资的回报和外派中国公民的工资都算作GNP，而不算作GDP。

　　第三，鉴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点正在从货物转向服务和投资和数字贸易、从关税等“边境措施”转向公平竞争等“境内制度要求”，中国应该积极参与新一代经贸协定（如CPTPP）的谈判，以开放促改革，推动国内扩大投资准入、增加服务业开放、所有制竞争中性等体制改革，并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这些改革的进展，不仅会使得贸易部门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也会提升中国整体经济竞争力。

　　最后，在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盈余即将创出历史新高、贸易盈余占GDP比重反弹之际，中国还需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保制度、提振内需和消费、降低过剩储蓄。在房地产部门经历深度调整之后、找到经济新引擎既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对外部的“再平衡”。

　　（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樊磊为研究总监，姜传钺为宏观研究员；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