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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补血”依旧难,河北一农商行定向募股失败被监管注销批文,为年内仅有案例

  对此,某券商银行业分析师向财联社记者表示,一般情况下,银行公布定向募股计划前,都会提前和股东、新股东沟通并达成共识,因此获得监管同意后失败的案例颇为罕见。另外,相较大型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补充渠道有限,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有力支持,“补血”非常困难。

  定向募股计划获得通过后 这家农商行半年内仍未完成

  今日,唐山金融监管分局发文称,河北玉田农村商业银行于2024年5月27日取得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唐山监管分局关于河北玉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股方案的批复》(唐金复〔2024〕64号)。分局在该行政许可批复文件中规定“你行应在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本次定向募股工作,完成后及时向我分局申请变更注册资本,报告变更公司章程有关事项,如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该行政许可文件失效,我分局将注销该行政许可事项”,截至2024年11月27日,河北玉田农村商业银行未按要求完成定向募股工作。

  唐山金融监管分局进一步指出,上述情形违反了《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银保监会令2022年第5号)第一百二十四条“农村中小银行机构应在决定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起6个月内完成变更,并向决定机构和所在地银保监会派出机构书面报告”的规定,决定注销唐山金融监管分局该行政许可。监管作出批复的日期为12月5日。

  据企查查信息,河北玉田农村商业银行于2006年开始营业,前身为玉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其前十大股东中,无人持股比例超过6%。其中,第一大股东为玉田县北方购物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39%。第二大股东为唐山凤凰酿酒有限公司。整体来看,其前二十位股东中,多为民企和自然人。

  而此前的河北玉田农村商业银行的原定方案为:定向募集不超过15000万股,完成募股后股本总额不超过78428.2128万元人民币。但是,未披露定增对象相关信息。

  银行定向募股获批后又撤销 年内监管部门仅公布三例

  财联社记者查询发现,类似此类银行定向募股计划获得监管通过后,最终被撤销许可的情况颇为罕见。今年以来,类似案例仅有三例,但其情况各有不同。而以监管批文获得时间论,今年未能完成定向募股计划而遭监管撤销许可的,仅有河北玉田农村商业银行一例。

  具体来看,一份文件涉及去年的“旧案”。7月4日,监管披露,2023年12月4日,固原金融监管分局发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固原监管分局关于隆德六盘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股方案的批复》(固金复〔2023〕10号,以下简称《批复》),同意隆德六盘山村镇银行定向募股方案申请事项。经核实,隆德六盘山村镇银行定向募股方案因改革原因终止实施,根据相关规定,现对《批复》中同意的申请事项予以注销。

  另一份文件涉及的定向募股也并非发生在今年。10月22日,监管披露,2021年9月30日,阳泉监管分局作出《阳泉银保监分局关于同意山西盂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股方案的批复》(阳银保监复〔2021〕65号),对山西盂县农村商业银行定向募股方案申请事项予以核准。经核实,山西盂县农村商业银行定向募股方案因疫情原因终止实施,根据相关规定,现对相关申请事项予以注销。

  财联社记者注意到,年内多地国资已经持续启动了对当地中小银行的“补血”工作。最新案例为,11月22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披露,同意佛山市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认购广东揭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400万股股份,占该行完成增资扩股目标后总股本的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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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恒:分税制体制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罗志恒指出,当前地方政府财政亏空问题的日益凸显,不仅关乎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更对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要深入理解这一问题,需从制度层面和宏观环境变化两个维度进行探讨。

  从制度层面看,我国实行的分税制体制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在这一体制下,中央和地方之间通过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来划分税收收入。初次分配中,地方政府获得的增值税收入比例相对较低,而中央则占据较大份额。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地方政府还需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包括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地方政府的支出里是包括自己本级的收入,再加上中央的转移支付,再加上如果钱还不够可能就要去举债,所以收入减支出必然是负数,从计算角度必然会出现亏空的状态。这是分税制体制决定的。”

  其次,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税负呈现下降趋势,导致地方政府收入减少。在收入减少而支出不变或增加的情况下,自然形成了收支缺口。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的考核目标日益多元化,包括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多个方面。这种多元目标考核导致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扩大和刚性支出上升。

  此外,房地产市场波动、百年不确定性等经济社会风险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如设立房地产纾困基金等应对措施进一步扩大了支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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